海德堡的雨和南城不一样。南城的雨是细的，密的，像筛子筛过的面粉，落在脸上痒痒的。海德堡的雨是大的，急的，砸在地上溅起水花，像有人在头顶倒水。林晚站在病房窗前，看着外面的雨幕。雨大得连对面的楼都看不清，灰蒙蒙的一片，像隔了一层毛玻璃。她想起第一次来德国，程薇的母亲葬在海德堡，她来替她扫墓。那时候也是雨，但不是这样大的雨，是细的，密的，和南城一样。
安娜今天出院。她用了六个月的药，各项指标恢复正常。贝格教授早上查房的时候，把化验单递给她，说了一句德语，林晚听不懂。安娜接过化验单，看着那些数字，看了很久。她没有哭，只是看着，像在看一封等了很久的信。她把化验单折好，放进口袋里，拍了拍，确认不会掉出来。
“林女士，我好了。”
林晚转过身。安娜已经换好了自己的衣服，一件深红色的薄外套，领口别着一枚胸针，银色的，形状像一朵花。她站在床边，手里拎着一个旧布包，布包上绣着一个小小的红十字。她看着林晚，笑了。
“我女儿在楼下等我。她开车来接我。她说，要带我去吃饭，吃中餐。她说，您的中餐很好吃。”
林晚的喉咙发紧。“您回去以后，记得按时吃药。不要停药。不要减量。不舒服，随时给贝格教授打电话。”
安娜点头。“我记得。您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得。”她伸出双臂，轻轻抱了林晚一下。她的身体很瘦，骨头硌手，但她的拥抱很有力，像要把林晚揉进骨头里。她松开手，提起布包，走出了病房。林晚站在窗前，看着她走过走廊，走过护士站，走进电梯。电梯门关上，她的身影消失了。
雨还在下。贝格教授从走廊那头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沓文件。他在门口站定，看了一眼空荡荡的病房，又看了一眼林晚。
“安娜走了？”
林晚点头。“走了。她女儿来接她。”
贝格教授走进来，把文件放在床头柜上。“她是最早入组的病人，也是第一个出院的。她的数据很好。血红蛋白恢复正常，铁蛋白显著下降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。她说，她要写信给您。她不知道您的地址，让我转交。”
林晚看着他手里的文件。“第一个出院，不是最后一个。后面还有九十九个。”
贝格教授点头。“九十九个，一个都不会少。”
林晚接过那沓文件，翻开。一份一份的病人档案，一份一份的化验单，一份一份的治疗记录。那些数字她看不太懂，但她看得懂趋势。血红蛋白在涨，铁蛋白在跌，病人在好。那些药，在德国人的血管里流着，和在中国人、菲律宾人、印尼人、越南人身上流的一样。血是一样的血，命是一样的命。
手机亮了。是江临川的消息：“安娜出院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