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棠死后第四个月，李砚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。手机停机，微信注销，租的房子退掉。
方明远打了上百个电话，永远是那句冰冷的
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”。他去李砚的出租屋找，门锁已经换了，新租客是一对年轻夫妇，说没见过之前的租客。
他去李砚的公司找，王建国说李砚早就辞了职，离职手续办完就走了，没人知道他去哪。
他甚至去了安远县，李砚的母亲坐在门口择菜，看到他来了，笑了笑，说
“砚砚没回来”。她的笑容很平静，平静得不正常。方明远后来才明白，那种平静不是不知道儿子去哪了的平静，是知道儿子在做什么、并且支持他的平静。
李砚回了安远县。不是回家，是去了安远县档案馆。他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到，坐在角落里翻阅所有关于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、地方实施细则。
档案馆的管理员是一个退休的老教师，姓周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说话慢吞吞的。
第一天，周老师问他找什么，他说
“医疗方面的文件”。周老师指了指三楼。第二天，他又来了。第三天，他又来了。
周老师没有再问他找什么，只是每天早上把热水壶放在他桌边，下午四点半提醒他该走了。
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把能找到的所有文件都翻了一遍。然后他离开了安远县，去了清江、江东、江南三省的多家医院，以
“医疗数据调研员”的假身份，调查器官捐献的流程和分配机制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做什么。
他住在最便宜的旅馆里，吃最便宜的盒饭，坐最慢的火车。他的胡子长了出来，头发也长了，衣服皱巴巴的，看起来像一个流浪汉。
但他的眼睛是亮的。那双眼睛里有火，冷的火，蓝的火，不会熄灭的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