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修厂的板房比杜家的柴房大不了多少。杜若用旧床单做了窗帘，捡来轮胎当凳子，最奢侈的是墙上贴的识字挂图——那是她用一盘鸡蛋的钱买的。
“1像铅笔细又长，”杜若握着女儿的小手在纸上划，“2像小鸭水上漂...”
安安光溜溜的脑袋一点一点，新长出的发茬像初春的草地。她学得很快，但说话还是不利索，总把“叔叔”说成“猪猪”，“吃饭”说成“七饭”。
“若姐！”汽修厂的小学徒探头进来，“有人找，说是你姑父。”
来人是带着“任务”的。姑父搓着手站在院子里，脚边放着两筐土鸡蛋：“你爸妈托我来的...姓苏的那工人，人实在...”
杜若搅着锅里的白菜炖粉条，蒸汽模糊了她的表情。锅铲与铁锅碰撞的声响中，她想起半夜孩子因噩梦惊醒时的尖叫。
“就见一面。”她说。
老苏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小时。他站在汽修厂门口，手里拎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跳跳糖和娃哈哈。见到杜若时，男人黝黑的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
相亲饭在县上的小面馆。老苏的儿子没来，说是去姑姑家了。安安坐在两人中间，小口啃着老苏买的糖葫芦。
“我在水利局制管厂干了二十年”，老苏给杜若添茶，“去年升了组长。”
杜若“嗯”了一声。她看着老苏袖口磨出的毛边，想起李宏当年提亲时脱线的袖口。
“你女儿...”老苏突然压低声音，“头上那是...”
“被人打的。”杜若截住话头，茶杯重重一放。安安吓得一哆嗦，糖葫芦上的糖壳裂开落在桌上。
老苏没再接话。他默默捡起最大的那块糖，用餐巾纸擦了，放在安安面前。
回汽修厂的路上，老苏和母女俩保持着一米远的距离。直到分手时，他才快步上前，把一样东西塞进杜若包里——是张理发店的优惠券，背面写着他的电话。
“孩子头发...”他比划着，“女娃娃，还是留长好看。”
老苏开始频繁出现在汽修厂。每次来都带着东西：有时是几个橘子，有时是图画书。